缃绮弄春风

（这几天一直在东扯西拉（我一直奇怪 Keso 怎么总是说东拉西扯），索性扯个够。）

昨天我随手写了几句，说"这是没有原则的时代"。立刻有人留言说，卖脑的跟卖肉的没有本质区别。您不必惊讶，我其实是同意这个观点的–只要附加某种条件。

人总是依靠出卖某种东西来谋生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出卖什么都不值得谴责；在这个意义上，卖脑跟卖肉没有区别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您仍然不必惊讶，我是赞成色情服务合法化的。

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被收买的，只要收买的价码够高。当然，这个"价码"并不一定是金钱，名、利、色、权、位，总有某样武器能击倒你。

然而，如果你什么都卖，最后你会变得一无所有，甚至连这个人都不再存在。当官的出售权力，不仅卖掉权力，同时失去的可能包括自由和性命。当鸡做鸭之人出售肉体，不仅卖掉美丽，健康和躯体可能都不再属于她们。

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，也一定要保留一块净土，一块绝对不可出售的纯洁之地。在最恶劣的情况下，也要守住最后的底线，那就是一些基本原则，一些绝对不可松懈的基本原则。只有这样，人才能拥有自我；只有这样，社会才能避免崩溃。

《读者》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，讲吴偑孚、徐世昌等人，在晚年境况不佳的情况下，也决不与日本人同流合污。他们守住了他们仅有的最后原则，英雄虽末路，仍不失可敬可钦。

人穷志短，没饭吃的时候什么都拿去换钱，这无可厚非。但人们经常看到，恰恰是一些穷不可挡的人，人穷志不穷，活出自己的味道；偏是一些人上之人，穷得只剩钱，活得没有精神。

所以我感到可悲，在这个没有原则的时代，人人出售任何可卖之物。曾国藩对自己要求苛刻，稍有懈怠就骂自己禽兽不如。按照这样的标准，现在的人们，岂是一个禽兽不如了得！

有些事，我懂得很早。

比如：童年在山上放牛，晴天端坐于巨石之上，雨天小凳蓑笠偷读于水帘之后，但我却知道，我不属于这大山，我注定要走出崇山峻岭。虽然，我并不清楚我究竟要去哪里，又要去做什么。

比如：1976 年在山头听见大队高音喇叭里放出哀乐，远房的堂哥告诉我毛主席死了，我不知道大队部设灵堂有什么意义，但我却对堂哥说，中国要从此不同了。虽然，我根本不晓得将会如何不同，这不同又意味着什么。

比如：1984 年，我深信中苏关系一定会解冻，便开始自学俄语，在图书馆深处找到纸张已经由黄而黑的五十年代教材，仔细体会那著名的颤音如何从舌尖滚出，并用俄语考研、远赴东北。虽然，俄语终究没有带来实际的用处，有用的只是前所未有的自信。

有些事，我懂得很迟。

比如：活到不惑的年纪，我仍然搞不清楚我究竟是谁、我究竟要到哪里去。"回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"有什么用，这个东张西望的奇怪动物，茫然无措地彳亍着脚步，不知道前进的方向。

比如：天遂人愿，我碰到一个好女孩；顺理成章，我与她喜结连理。可是我俩竟是浑沌初开的孩童，过日子就像过家家。在家庭责任就像天边的云彩一样不可捉摸的时候，儿子却固执地降临人间。

比如：我作过很多梦，读过一些书，没做过多少事。如梭的日月不肯改变我，我还是那样不谙世事，表面看去安安静静，骨子里却是不折不扣的折腾爱好者。我擅长什么，事业意味着什么？我还在路上。

张爱玲的一句"出名要趁早"，害苦了多少人。没有多少人有她那样的背景和资源，更不可能有她的天份。德鲁克发现人应该强化各自的拿手长项，他在 14 岁即顿悟自己是"不属于那一群人"的旁观者。2005 年，我终于认识到，认识自我要趁早。

2005 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买了一袋开心果，独自把它蚕食得一干二净。我说，我要由内而外地开心。

2006 年的第一天，太阳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很温暖，满地金黄。我说，我要收获灿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