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年8月，25岁的毛润之经过四天的长途旅行，第一次来到北京。那时，他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，经恩师杨昌济先生介绍，前往北京谋一份差事。
一开始，毛润之住在杨昌济家中。杨昌济有个女儿叫杨开慧，比他小8岁。毛润之把她变成了自己的恋人。
杨昌济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。他将毛润之介绍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，李大钊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，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：8块大洋。
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。毛润之的职责就是把报纸夹上去、清理书架、打扫房间、登记读报者的姓名，仅此而已。对于这么一个小人物，没人愿意跟他讲话。
毛润之有空就跑去当旁听生。有一次，他在胡适教授的课堂上，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，壮起胆子向胡适提了个问题。胡适看不上这个旁听生，拒绝与他交谈。
同胡适一样，周作人当时也是北大的名教授；同胡适一样，周作人当时在文坛上也是赫赫有名。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驱，周作人同胡适、李大钊、陈独秀等人一道，向中国传统的旧思想、旧文化宣战。
周作人读书极多。他读过的书，一般人别说读，可能连听都没听过、见也无从得见。后来与他决裂的哥哥鲁迅都承认，像周作人读书那么多的人，是非常罕见的。
周作人那时候认识毛润之。不过大约也就是“认识而已”，一个知名大教授，大可不必对一个普通的图书助理员表示出特殊的热情。
有一次，毛润之到鲁迅的寓所求访，鲁迅不在，周作人和他聊了几句。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，毛润之自然是带着崇敬和仰视的心态，去膜拜名教授和名作家的。
后来，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。周作人作为李大钊的同事和朋友，对他的后事和子女极为关切，给予了相当多的帮助。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去延安，临行前向周作人辞别。周作人说：“延安我谁都不认识，只认识一个毛润之，你就给他带个好吧。”
结果，这个口信并没有捎到。周作人哪里知道，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，将他与一个叫张资平的文人并列，说他是“汉奸文人”，把他描述为无耻下流的文人。
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后，周作人奉命留京看护学校。由于为人和善，以及留学日本的背景，他被日本人利用，沦为汉奸。
解放初，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，说：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，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，不便去惊动，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。
即便周作人“惊动”了“毛先生”，又会怎样呢！此时的“毛先生”，不再是当年图书助理员的毛润之，而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了。
过了一阵子，周恩来向周作人转述了毛泽东的态度。“毛先生”说：“文化汉奸嘛，又没有杀人放火，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，养起来，让他做翻译工作，以后出版。”
毛泽东的这句话，安排了周作人的后半生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给周作人发工资，让他翻译古希腊作品，把他“养起来”了。
然而，周作人终究没能逃过文革。他完成了所有古希腊作品的翻译，实现了一生的全部愿望，年逾古稀之后，在凌辱和践踏中黯然死去。
所谓寿则多辱，周作人一定是体验到了。充满讽刺意味的是，他翻译的那些古希腊作品，全部不知所终，最终未曾出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