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，很多人都说不容易；2018年，人人都说好艰难。
2018当真如此艰难？其实，它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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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不算太难
2018年，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、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批驳，遭遇了各种各样对内对外的经济困难。例如：创业公司融资不易；二级市场暴跌；汽车产业遇到困难；美国限制14类技术出口……
不过，2018年远远没有1978年、1988年困难。
1978年，人均粮棉油所有量仅相当于1955年，GDP仅有3000多亿，几乎没有外汇储备。同时，800万户城市居民人没有居住场所，只能暂栖在教室、工厂、食堂等地方。
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起点。之所以改革开放，正是因为1978年非常非常困难。
1988年是另一个极其严峻的年头。1987、1988、1989连续三年，由于经济增长过热过快、价格双轨制改革失败等诸多因素，每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%以上。
通胀的结果，造成全国范围的抢购潮，城市居民冲进超市里抢购酱油、卫生纸这样的基本生活用品。
1988年至1990年，从老百姓的生活到知识分子的生存，从国内经济到进出口，无一不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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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难自何处
2018年的困难，其实应该发生在2016年。
2016年发生了几件大事。
2016年第二季度末，开始严格限制换汇和境外投资，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，严格控制、几乎不允许人民币换汇和境外投资。
2016年第三季度，重新投入和加大投入基础设施投资，政府出资建设更长期回收的高铁、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城铁和地铁等等。
另一方面，2016年5月，是继2009年之后民营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低的时间。这意味着，企业家的信心在2016年再创新低。
但2016年最重大的事件是房地产。2016年春节之后，房地产再次放宽限购，然后房价迅速买涨，政府不得不在2016年10月1日启动更加严格的限购，一直到今天。
房地产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发展引擎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20多年的量化宽松、经济刺激及经济发展，主要的资金都进入了房地产行业。
房地产已成中国最大的资产类别。从不同的统计口径查询，全国约有300亿平方米商业住房，按14亿人平均，人均达20多平米；按平均房地产价格计，全国房地产总资产约400多万亿。
400多万亿是什么概念？从1995年开始，大规模发展到2016年，平均每年增加20万亿资产。
20万亿是什么概念？中国从1978年3000亿GDP，发展到一年80万亿GDP。这80万亿的GDP规模，房地产占据四分之一。关键是，不是一年、而是每年增长20万亿。
为什么在每一次经济困难，中国都“放飞”房地产？两个原因：第一，资产规模巨大，第二，拉动倍率高，可达1:8.2，也就是，1元房地产可以拉动8.2元装修、家电、施工、家庭消费、基础设施等等产业链。
然而发展到现在，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危险的“巨型炸弹”。400多万亿的资产规模，出现任何风吹草动，就能引发巨大的的系统性风险。它面临着“四不”困境：
- 不能涨。房地产价格一涨，资金又大规模进入房地产，但再靠房地产拉动，既拉不动，又加大“炸弹”规模。
- 不能跌。价格一跌，资金就退出房地产。400万亿资产，降价10%就产生40万亿流动性，其规模之大，一定会造成大幅通胀。
- 不能买、不能卖。大规模购买就拉高价格，大规模出售就拉低价格。
不太涨、不太跌、不太买、不太卖，“四不”必须同时存在，这是一个极难把握的独木桥。所以政府需要“六个吻”。
“六个吻”的基础，是老百姓的生活。老百姓关心什么？两件事：一是物价，通胀造成物价上涨，生活水准就急剧下降；二是就业，稳定就业就是稳定收入，老百姓收入不稳定，生活质量就无法稳定。
所以一方面需要房地产保持稳定，让人觉得房地产能保值、但不能赚钱，另一方面需要解决发展经济的巨额资金。两方面都难于上青天，这正是2018年人们感到焦虑、觉得困难的根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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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是拐点
2018年，融资不易、股市暴跌、消费降级、制造业困难等等，貌似都是事实，但究其实，是社会上流行普遍的焦虑情绪。
为什么？因为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环境 ，生活在今天、看到的却是历史。普遍焦虑的根源是，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，要求经济结构作出大幅调整，而整个社会却没有准备好应对措施。
要知道，每一次经济结构调整，都是巨大的社会变革，必须发现新机会、开放新市场、建立新结构。
建立新结构，必然要求旧结构去产能。
然而，旧的经济周期所构建的旧结构，充斥着社会主流阶层和既得利益者。当社会发展要求换结构、换跑道时，旧结构必然出现焦虑和失落情绪。例如：
- 房地产上升期，随便盖什么房子、随便买什么房子，依靠银行贷款和政商关系，闭着眼睛都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在房子用来住、不用来炒的时候，没那么舒服了。
- 招一堆廉价的农民工、随便搞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厂，随便生产什么东东都能卖钱、甚至还能出口。在成本上涨、消费升级的时候，没那么容易了。
- 银行的“黄金十年”，狗都能赚钱，依靠政策轻松获得极低成本的大量资金、依靠存贷利差便能盈利如流水。在政府不再打包票、也不敢寅吃卯粮的时候，没那么简单了。
因此，每当新的经济周期来临，都是中国经济出现拐点、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，也都是内忧外患的时候。此时，旧周期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，而旧周期中较好、较快、较重要的发展机会，则变成了新周期的发展障碍。
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看准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机会、并为此付诸行动的弄潮儿，便有机会成为新周期的中流砥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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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的背景
2016年前后，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政治和经济与过去迥然不同了。
例如：英国脱欧，土耳其内战，各国女总统已屡见不鲜，新兴政治势力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最大党派，西班牙大选后无政府下经济增长迅速、百姓倍感幸福。
最富戏剧性的是美国总统大选，川普当选总统，支持他的人却遭到精英社会的的巨大排斥。
另一方面，全球大公司CEO印度人越来越多、女性越来越多，也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。
这些事件的背后，存在着深刻的经济逻辑。2008年之后、2016年之前，美国带领全球玩命量化宽松、印钱放水。“大水漫灌”之后，资金作为生产资料，来源大幅增加、成本大幅下降，以钱赚钱就比劳动赚钱的效率更高，造成相对贫富差距增加，引起劳动赚钱的人不满。这些不满积累到一定的时间，就转化为政治情绪的表达，以前不太参与政治的底层人民站出来投票，造成这一系列黑天鹅事件。
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，也发生了三大基础性变化：
- 中国的社会制度，深刻地改变了两性关系和家庭模式，女性不再是名义上“能顶半天边”，女性的崛起使社会明显阴盛阳衰，甚至使婚姻制度显得传统、落后和不合情理。
- 计划生育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人口结构，并且由于这种重塑，也剧烈地改变了人们对待生育的态度。中国已经进入明显的老年社会，并且正在进入低素质社会。
- 改革开放根本性地颠覆了中国的阶层分布。1978年之前的30年，在农村消灭了乡绅、在城市消灭了资本家；改革开放40年，最根本的变化是基本消灭了农民、赤贫阶层已然形成。
从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排行榜上，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些显著的变化。
1997年，除微软、英特尔之外，十大公司大多是传统企业；2007年，金融、电信占据多数席位；但到了2017年，十大公司中竟然有七家互联网公司。
2018年，全球十大公司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，依序为：苹果、亚马逊、Alphabet、微软、Facebook、阿里巴巴、伯克希尔·哈撒韦、腾讯、JP摩根、埃克森美孚。与2017年相比，七家互联网公司只是顺序略有变化。
这说明，互联网及相关科技已经“统治”全球，人类社会已经全面数字化。
Gartner每年发布技术趋势。它所发布的2019十大战略技术趋势，强烈指向数字化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。
趋势1：自主事物 (Autonomous things)
趋势2：增强分析 (Augmented analytics)
趋势3：人工智能驱动的开发 (AI-driven development)
趋势4：数字孪生 (Digital twins)
趋势5：赋权边缘 (Empowered edge)
趋势6：沉浸式体验 (Immersive Experience)
趋势7：区块链 (Blockchain)
趋势8：智能空间 (Smart spaces)
趋势9：数字道德和隐私 (Digital ethics and privacy)
趋势10：量子计算 (Quantum computi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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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的提示
怎样走出2018的阴影？
其实，它已经提示了答案。
每一次中国经济出现内忧外患，老百姓都会觉得物价和就业两件大事非常困难，而国家的稳定发展，取决于更好地解决通胀与就业。每一次出现拐点，中国经济就会进一步市场化：
- 改革：打开垄断性行业，进行市场化改造
- 开放：重申改革开放，欢迎外商投资
- 欢迎和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发展
改革开放40年，经济出现拐点时，每一次、没有一次例外，三大信号先后或同时出现，完成一轮结构性调整。
1978：在物资严重匮乏、人均粮油水平倒退、几乎所有人都是农民还吃不饱的情况下，中国第一次改革。打开了第一个重要行业：农业；出现了第一个词：包产到户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包产到户1979年开始出现，一年之间在农村的普及率达到92%。
1980：随着1978年之后的知青返城成为行业青年（仅北京就有占劳动力比例16%的待业青年），中国经济出现第二次巨大挑战。第二次所有制改革，出现了第二个词：个体户。待业青年从事私有经济，主要工作在城市服务业。
1984：包产到户之后，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，产业了大量富余劳动力。1984-1985年，中国出现了最重要、对经济最有影响的第三次所有制改革：混合所有制改革。出现第三个词：乡镇企业。从集体到集体加个人、从公有到公有加私有的混营，到1995年顶峰时，乡镇企业仍占中国GDP的25%。
1990：1988-1992年，中国经济非常困难，通货膨胀严重、经济大幅衰退。1986年允许试验、1990年正式试点的房地产行业，成为影响最大、吸钱最多的行业。同时还开放了若干其他行业。
1998：1998-1999年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，为了解决民营制造业的经济困难，中国放开了最重要的垄断性行业：出口，赋予制造型企业自主出口的权利。
2008：全球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进行资本市场改革，开放了若干行业，推出了创业板，2009年7月正式在深交所交易。此前，创业板议而未决持续了五、六年。
2013：中国再次遭遇经济挑战，开放了金融行业，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。余额宝、支付宝2013年5月开始出现。过去两年，中国在美国和香港上市最多的企业，便是过去五年成长起来的互联网金融行业。
这些年份的改革，带来的启示是：
- 改革开放40年，所有非常困难的经济拐点，必定执行打开垄断、开放外资、鼓励民营三大结构性调整政策，无一例外。
- 改革开放40年，每一次结构性调整的前五年，必然出现监管和政策上的进退与波动，无一例外。
- 改革开放40年，每一次结构性调整所开放的行业，从农业开始，没有一个行业是打开之后又关闭的，无一例外。
- 改革开放40年，每一次结构性调整之后，经历5-10年的时间，发展最快、最好、最大的都是民营企业，无一例外。
2018年，中国再次来到经济拐点。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巨大挑战，中国必将作出影响深远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开放。其基本原理依然是：执政基础取决于老百姓的物价和就业。
其实，2018已经提示了若干明确信号。
2018年11月，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，宣布在上海证交所设立科创板、试点注册制。这意味着中国进行资本市场改革。
2018年7月，发改委修改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，披露了22项重大修订：
- 取消小麦、玉米之外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特殊和稀缺煤类勘查、开采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石墨勘查、开采的外资准入限制。
- 取消稀土冶炼、分离限于合资、合作的限制，取消钨冶炼的外资准入限制。
- 2018年取消专用车、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，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，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。
- 取消船舶（含分段）设计、制造与修理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干线、支线飞机设计、制造与维修，3吨级及以上直升机设计与制造，地面、水面效应航行器制造及无人机、浮空器设计与制造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通用飞机设计、制造与维修限于合资、合作的限制。
- 武器弹药制造不列入负面清单。
- 取消电网的建设、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铁路干线路网的建设、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铁路旅客运输公司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国际海上运输公司限于合资、合作的限制。
- 取消国际船舶代理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稻谷、小麦、玉米收购、批发的外资准入限制。
- 取消同一外国投资者设立超过30家分店、销售来自多个供应商的不同种类和品牌成品油的连锁加油站建设、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对中资银行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%，合计持股不超过25%的持股比例限制。
- 2018年将证券公司、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由中方控股改为外资股比不超过51%。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。
- 2018年将期货公司由中方控股改为外资股比不超过51%。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。
- 2018年将寿险公司外资股比由50%放宽至51%。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。
- 取消测绘公司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- 取消禁止外商投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规定。
这是一个非常低调而重大的信号，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行业，开放了之前偏垄断的行业，甚至包括能源、粮食流通和生产。
2018年7月，中国允许特斯拉建设占股100%的独资厂，并提供和土地和贷款。之后，又允许宝马在华晨宝马占股75%。这将影响一汽、二汽、上汽、北汽、广汽等等国企和央企的垄断性利益。
类似的信号还有很多，例如鼓励民营企业的消息，不再一一列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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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的方向
在以上背景与形势下，2019之后的中国，将往何处去？
不妨借鉴一下发达国家的过往足迹。
1955年，美国拥有大约1.5亿人口，其中51%的就业人口。劳动力分布：农业10-15%，工业30-35%，服务业55%。
2014年，美国人口增长了一倍，总人口超过3亿，其中1亿多就业人口，也翻了一番。作为移民国家，从1970年代开始，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，是通过吸引拥有新劳动技能的年轻劳动者来改变的。此时，农业占美国GDP总量的1.12%，达到劳动力与GDP 1:1的贡献率；工业占 GDP的19.1%，贡献率略高于1:1；80%人口从事服务行业，贡献了大部分的GDP。
美国拥有无与轮比的优势，它在1970年代以来人口翻番的过程中，可以做到1970年代网罗芯片人才、1980年代吸引金融人才、1990年代收编计算机和互联网人才、2000年以后吸引AI人才、2010年以后迁移生物人才和大数据人才。通过吸引新技能劳动力的净流入，来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，这就是美国的方法。
2015年的中国，人均GDP约等于1941年的美国，两者都是名副其实的“世界工厂”。而今天，北上广深、杭州、南京、成都等城市发动“抢人大战”，也是希望通过吸引优秀人才来调整和转化产业结构。
日本与美国迥然不同。日本1967年人口1亿，2007-2010年人口顶峰时超过1.2亿，现在人口仍然是1亿多。也就是说，成为GDP大国之后，日本的总人口几乎没有净增加。
从1955年到2010年，日本的总人口没有显著变化，劳动力构成中工业的占比也变化不大。1968年日本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是35%，2010年的贡献率为33%，也变化不大。
1970年代起，日本依托重化工业等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加速追赶，GDP以年均10%的高速增长。尔后，1970年代石油危机，倒逼日本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向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型转型。
因此，日本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，占劳动力分配比例较高、对GDP贡献较显著的制造业长期存在。这也正是日本拥有工匠精神、先进制造业、先进工业的原因。
美国和日本的发展轨迹，也有共性：当人口过亿、成为人口大国之后，它们就成为生产资料大国和生产力大国(例如美国在二战前钢铁产量全球第一)。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互促进，美国和日本就成为GDP大国。由于巨量的GDP，就发展成为消费大国。
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，从人口大国到GDP大国、消费大国的轨迹赫然已现，但中国的发展路径注定无法完全仿效美国和日本：
- 中国拥有7.8亿就业人口，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的劳动力分配分别是38%、27.8%和34.1%。但这个比例中存在严重的统计误差，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国真正的农业人口早已急剧下降。
- 包产到户、乡镇企业、民营企业以及特区与外贸等政策，解放了农村劳动力，长期、大量地产生了具有一定技能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。这是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的基础，也是劳动力分配中工业版块的基本保障。
- 由于计划生育等基本国策的激烈影响，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然形成、低素质化正在显现。中国不可能像美国一样通过大量移民引入拥有先进技能的劳动力，只能向日本学习，努力长期维持“世界工厂”的基础地位。但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持续升高，这一优势正面临丧失的危险。
- 由于大学扩招和留学生回国等原因，中国拥有全球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、但相对廉价的知识劳动力。虽然，受教育质量的影响，他们的劳动技能有待培养。
- 尽管中国的服务业正在蓬勃发展，但在可见的未来，中国的产业结构，不可能像美国和日本一样转型为服务业主导。服务业需要更多的新型劳动技能，转化劳动技能不仅需要时间，也容易造成结构性失业等严峻社会问题，这是需要“六个吻”的中国所无法承受的。
什么是中国已经拥有、或正在具备的优势？
中国一切的优劣势，都是基于人口。由于中国巨量的人口，所以中国有最大量的知识劳动力；由于中国巨量的人口，所以中国具备最强大的消费能力；由于中国巨量的人口，所以中国容易形成完整的产业链。
三大核心优势相互支撑、相互依赖，联合升级之后，通向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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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性机会
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2018年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经济拐点，中国面临一个新的经济周期，必须进行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。
从流动性角度看，房地产这个“巨型炸弹”必须冻结，不能涨不能跌不能买不能卖是必然和必须的。未来相当长时间，仍会保持低利率和中性流动性政策，直接融资占比将会提高。
从周期性政策看，开放垄断行业、欢迎外资进入、鼓励民营企业是解决拐点难题的一以贯之三大政策。
什么是未来的结构性机会？峰瑞资本创始人李丰有一个核心逻辑：今天看来不合理、充满争议，但未来5-10年必定发生、如不发生将引发更大麻烦的事情，就是未来的结构性机会。
1 知识劳动力市场
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，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扩招之前，大学毕业生一年约20-60万人；扩招之后，大学毕业生从60多万一举增长为160万人，2018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达到820万人，约占全球大学毕业生人数的1/4。
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，在全球人数最多、且相对廉价，是中国最重要的优势。谁能够将这个优势发挥得最狠、最多，谁注定成为中国未来结构中最重要的经济组织。就正如20年前，民营制造业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供给，将中国转变为“世界工厂”。
如何充分利用知识劳动力？可能有三个方向。
一是世界级科技公司的萌芽与发展，例如中国未来的微软、未来的GE、未来的苹果、未来的辉瑞。
二是利用中国的知识劳动力优势，成为国际高端产业的在构成环节，例如发明、研究及开发类外包。
三是具有中国文化优势的知识经济成为出口型产业，例如咨询、设计、特色服务及特色高端制造。
2 消费市场升级
1950-1980年代，美国从GDP大国演化为消费大国，产生了麦当劳、肯德基、星巴克、沃尔玛等等世界级著名品牌；日本的消费大国时期在1970-1990年代，产生了711、无印良品、优衣库等世界级著名品牌。
只要房地产“巨型炸弹”没有“引爆”，以中国的人口总量、劳动力总量、劳动力效率和消费总量，中国一定会成为消费大国，也就一定会在很多行业出现世界级品牌，例如中国的保洁、中国的雀巢、中国的宝马或沃尔沃等等。
事实上，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，总量高达6万多亿美元。仅仅几年之前，几乎没人想到中国会出现世界级消费电子科技和品牌，而现在华为、小米、VIVO、OPPO已经作出了示范，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消费市场。其基础是山寨机进化为手机供应链，其表现是从通讯手机到智能手机的技术升级。
未来五年，中国有可能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最大消费市场。十几年前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国；2009年以来，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车消费市场。从燃油发动机到新能源的汽车产业升级过程中，中国一定会出现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世界级新能源汽车品牌。
3 产业链升级
中国的产业结构短期内不可能像美国和日本一样以服务业为主，因此中国必须保有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，想尽一切办法使占劳动力比例较高的制造业长期维持在中国。
但目前，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持续升高，中国的制造业面临挑战，其中一部分注定会迁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地区。
制造业为何在日本长期存在？因为日本不仅保持了产业链和就业人数的稳定，更通过提高产业链的附加价值，实现了对经济总量贡献率的提升。
可见，中国的制造业不能停留在代加工，必须提升产业的总体附加价值。因此，只有加大产业链的技术含量，为产业链提供足够稳定性关键价值，才能使产业链稳定地留在中国。其实，这也正是中美贸易战的焦点。
换句话说，美国14类前沿技术管制清单所包含的先进技术，正是中国产业升级所迫切需要的。
- 生物技术
-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
- 定位、导航和定时技术
- 微处理器技术
- 先进计算技术
- 数据分析技术
- 量子信息和传感技术
- 物流技术
- 增材制造
- 机器人
- 脑机接口
- 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
- 先进材料
- 先进监控技术
只有把制造业基础和供应链最大规模地利用起来，同时带动它们升级、提供附加价值，才能在下一个经济周期中保持结构稳定和经济增长。
如果你能为中国的供应链长期增值和升级作出贡献，你就获取了新周期的结构性机会。你必须带动产业链升级，而不是带动它更廉价。
4 供需矛盾突破
在很多领域，中国存在着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，例如医疗、教育、金融、流通等等。
以医疗为例：中国家庭及个人医疗年消费达5万亿元，约占GDP的6%，而社保基金总量为仅为4万亿元。医疗健康相关消费年均增长20%，远超6%的GDP增长，医疗健康消费的增长注定远远超过社保基金的增长，因此个人及家庭医疗健康支出必定不可能被社保基金覆盖，这就使快速增长的医疗健康消费与有限的医疗健康资源之间，产生巨大的尖锐矛盾。可见，未来几年：
- 社保基金显然不可能承担所有人的医疗健康费用，迫使人寿相关的保险制度和体系得到迅猛发展。
- 加强医疗体制改革，想尽办法去除流通领域不合理的溢价。例如医药分家、两票制。
- 人生中最大的医疗消费发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而中国的大病诊断和治疗极大地依赖进口，这就迫使中国：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、开放竞争，从而平抑价格；加快开放医疗研究和临床市场，加快医疗产品与服务的本土化。
教育、金融等行业都存在类似的巨大供需矛盾。供需上注定要解决矛盾的方向，就是结构上一定会存在的机会。例如，尽管中国在新药研发上土壤不佳、人才稀缺，但当矛盾大到必须解决时，中国一定会在短周期内以难以想象的方法解决问题。
5 生产力增长
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知识化两个方向的迅速推进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早已不复存在。中国需要下一经济周期的生产力提升工具。
以美国为例：1950-1970年代，美国的主要增长动力是消费，而1970年代之后，美国则主要依靠新的生产力工具。作为服务业的分支，美国的计算机行业革命性地影响了美国经济及生产力增长。在1967年到2010年代的40年多年中，计算机及相关行业占美国私营GDP不到3%，却贡献了全要素生产力提升的25%。也就是说，美国以一个较小经济体量的行业，贡献了长经济周期里极大的生产力增长。
中国的生产增长工具可能来自于：
- 利用中国长期特有的廉价知识劳动力供给，促进消费和产业链升级。
- 助力供应链附加价值提升及消费市场技术升级，例如出口电商和关键性生产制造。
- 寻找下一个周期新的生产力增长工具，例如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及相关关键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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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 论
2018是内忧外患的困难之年，也是经济拐点迹象明显的一年。在新的经济周期，如果你看准并抓住了结构性机会，就能成为新周期中的主流与精英。
在2019年之后的中国，升息和放松房地产管制仍不可能。房地产仍然必须冻结，中性流动性仍然是主要的政策，好消息是直接融资占比将明显提高。
每一个新周期来临时，中国都会执行放开垄断、欢迎外资、鼓励民营三大政策。好消息是行业开放之后从来不会再关闭，且最终发展最好的历来都是民企，坏消息是在结构性调整的初期，政策必业会出现反复，必须在勇敢前行的同时警惕政策性风险。
以知识劳动力为核心，中国将迎来下一轮经济周期下的未来结构。下一周期的结构性机会是“五个充分”：
- 充分利用最大的知识劳动力市场；
- 充分挖掘消费市场升级的机会；
- 充分把握产业链升级的关键；
- 充分突破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；
- 充分发现和开发生产力增长工具。
需要补充的是，体验经济将是2019之后结构性机会的本质。从农业经济、工业经济、服务经济进化到体验经济，不仅是全球经济的根本趋势，更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。
需要提醒的是，经济拐点并不因2018年的结束而终止。从历史经验看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，可能需要持续2-3年。
[本文部分素材和观点，参考了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在混沌大学的课程内容，特此鸣谢。]